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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介绍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 23 年(626-649 年),年号“贞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

  他的治绩,被历代史家称颂为“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

  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  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是著名的贞观之治的翔实记录。吴兢撰此书,是为“垂世立教”,“义在惩劝”。它成为后人批评腐败政治的武器和清明政治的蓝本。 《贞观政要》,全书共10卷40篇。基本上是以卷分类,分别辑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等。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

创作背景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特点
  《贞观政要》是唐人兢记录唐太宗政绩和与大臣魏征等议论古今得失的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着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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