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一 乾初思想没有脱离宋明儒学之大传统
年轻时的乾初是位任气的气节之士和纵意诗酒的文士。崇祯十六年癸未秋，乾初随祝开美（名渊，1611-1645，海宁人，蕺山高足。）渡钱塘拜蕺山为师。临别之际师门以“千秋大业”相勉，乾初也以“千秋大业真吾事，临别叮咛不敢忘”自励。返家后赋《江水汩汩》二章，以拜师后的“学何以不颓”与拜师前“学何以不惑”对比，很能表现乾初拜师之后矢志进学的大愿。
癸未拜师时，蕺山首以“圣人可为”为训（参《秋游记》）。乾初《圣人可学而至论》一文显然是受师门之训后，因有所感发兴会而作者。文中有曰：
圣人非人耶？亦人也。使圣而非人也则可，圣亦人也，则人亦尽圣也，何为不可至哉！虽圣乎，于人之性曾无毫末之加焉；则人之未至于圣者，犹人之未完者耳。人之未完者且不可谓之人，如器焉，未完者亦必不可谓之器也。然则以非人为人则安之，以是人为人则疑之，是何异齐人而疑其不能齐语乎？
又有曰：
今天下之不可必得者，莫富与贵若矣。然而贾之巧者或富，士之敏者或贵。彼制于天者而犹若是，而况制于我者乎！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富贵之谓也；“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圣学之谓也。夫求富贵而不得，犹不失为贫贱也，然且人人知求之，求之不得而不敢或惰焉。若夫不为圣人，直为非人而已，而人顾莫之学。学之可必至，而犹弗之学也，是必下愚而已矣。（《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上册，页151-2。）
此文不仅表现了乾初必为圣贤的坚定意志，而且其“完人”之说也正与其师“证人”之说一脉相承，与孟子践形尽性之旨也无二致。此后乾初之生命历程便发生转折，走向了“圣学”之途。其后半生所致力者，端不外此。《海宁县理学传》中说：乾初“游蕺山先生之门，奉慎独之教，用功于见善必迁、知过必改，求无歉于所独知，兼动静，合人己，无往而非独，无往而非慎；已而践履卓然，矫立风尘之表。”（转引自《陈确集》卷首）对乾初后半生作如此概括是很恰当的。
从以下言论看，乾初一生于“圣学”是深有所得的：
勤读书，勤作家，二者虽有雅俗之不同，要皆是好事。惟能学道，则作家者不患其俗，而读书者不病其浮。且吾未闻真能学道者而反致败家废读书者也。
向未尝读书，从新要读书，向未尝作家，从新要作家，非得十数年工夫，皆茫无就绪。惟学道者则不然。向未尝学道，今日始学道，则今日便是圣贤路上人。果能一日立志，奋修于孝弟忠信，事事无愧，则虽目不识丁，家无担石，欲不谓之贤者而不可得矣。盖勤读书者，无过博雅，勤作家者，无过富厚，然并须穷年皓首之劳。而勤学道者之所成就，则直可为贤为圣，夫且求则得之，不需时日。然而人常为彼不为此，舍其所急者而图其所缓者，弃其所易者而求其所难者，何也？
读书人正好学道；不读书人益不可不学道，不然，则鲜有能保其身者。贫士正好学道；富人益不可不学道，不然，则鲜有能保其富者。（《瞽言一》，《陈确集》下册，页430-1。）
《中庸》卒章，归之闇然潜伏，其味深长。学者能臻此境，终身受用不尽。（《辰夏杂言》，《陈确集》下册，页419。）
可见，乾初为自己能走到道学上来，很感庆幸。
由于乾初之学渊源于蕺山，他在生命存在上所得力者在道学，所以今日衡定其思想就不能遗却这个大头脑，将其讲成“圣学”的对立面。
乾初之学非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为主脑的“实学”。乾初不是不要经世致用，不求实理实益，只是他坚持认为，要将这些建立在心性和道德的基础之上，不以“经济”为首出。他说：
略欠切实，便是不诚，便是虚浮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只争切实不切实耳。顾弟所为切实之学，与今世俗之所谓切实又相燕越，惟真志于学者自能辨之。（《与吴裒仲书》，《陈确集》上册，页117。）
在《与吴仲木书》中言之益明：
前者山楼之会，闇兄（引按：屠闇伯）昌言，谓“士人立身，一道德，二经济，三文章”。本末井井，当时莫不耸听。于弟之臆见，则只是一事，未尝有三，必欲离之，则后二者皆病。今之学者，竞言经济，适长机伪，无益雄图；即或幸而集事，而蹶不旋踵，可为惩戒，未可便相称道也。
《学》、《庸》二书，纯言经济，而世不察，谓是言道之文，真可哑然一笑。（引按：乾初此书作于顺治九年壬辰，尚未开始排《大学》。）若只欲立苟且之功，擅风华之誉，则惟其所尚；必欲建不拔之业，垂不朽之文，舍道德奚恃哉！（《陈确集》上册，页74。）
乾初这些看法正是宋明儒的观点，与“实学”异趣。
乾初之代表作《大学辨》，表面看似乎类于考据学性质的著作，其实并非如此。《大学辨》用了一些考据学方法，与当时学界的“辨伪”之风或许也有一定关系。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其用意在“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其性质类于孟子之“好辩”。乾初是反对一般学者的泛泛考辨之事的。他说：“儒者果有意穷理尽性之学，而将究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也者，舍吾本心之良，又复何所致其力哉！舍之，则博是徒博，学是伪学，而凡所谓问、思、辨、行者，亦无之而非伪也。”。还说：“今之士者，但知以读书为学，深可痛也。举子之学，则攻时艺；博士之学，则穷经史，搜百家言；君子之学，则躬仁义。仁义修，虽聋瞽不失为君子；不修，虽破万卷不失为小人。”他辨《大学》，不是出于对“辨伪”本身有兴趣：“使大学经传于圣教之晦明绝续无大关系，书虽伪，确必不敢争，争之亦不至如此其力矣。”
由于乾初之辨《大学》，其背后动力是“为往圣继绝学”之道德冲动，而非知性上的好奇；其断《大学》为“伪”，所依据的主要是他心目中的“圣学”“伪学”之判，只是辅助性地用了文献考辨方法；其目的是“卫道”，而非成就“科学研究”；是以“圣学”的守护人的姿态而从事者，而非以客观而严密的学者态度从事者，所以性质上不宜归诸考据学。
有学者视乾初为唯物主义思想家，其主要依据是乾初对堪舆家言的批驳和对宋儒本体之性之说的非难。本文认为，给乾初思想作这样的定性未必妥当。在攻伐堪舆家言时，乾初有一些“形魄既痿，即同沟断”之类的说法，的确类似唯物之说。但究竟言之，乾初的立足点还是儒家“安土敦仁”、“夭寿不贰”的仁义之道。限于篇幅，对此不作详论，这里只指出两点，即可明乾初论葬所依据的不是唯物之说。
第一，乾初相信葬师罪大恶极，必遭天谴。他说：“凡百葬师，天罚必重，非及身流落，则子孙灭绝，万无一全。”说：“葬师必无后，历有明验。此损地伤稼，分离人骨肉，而重其罚也。苟反是而行之，必有百世之庆。”说：“至于葬师，虽百千万亿中，未有能善其后者。此百千万亿中，岂无一人明通诚悫，洞阴阳而尽忠计者，而天胡罚之若此之必也？盖居心虽净，而操术已乖，信妖人之伪书，废族葬之良法，以无为有，以是为非，隔绝天伦，广废耕地，下乱人纪，上干天刑，理之必然，何足深怪！”可见，乾初并不否认冥冥之中有上帝般的存在在无声无臭地主持着正道。
第二，乾初不完全否认人死之后灵魂的存在。他在《复朱康流书》中说：“若夫父子祖孙，一气之相感，理不可诬者，亦有二端，而葬地不与焉。一则祖宗积德深厚，庆流苗裔，近者数世，远者至数十世尚蒙遗荫，所谓‘子孙保之’是也。一则子孙之仁孝，事死如生，其大者郊事宗事，配帝配天，其下者亦祭庙祭寝，尽诚尽敬，则幽明相感，其祖考亦必来格而佑之，所谓‘祭则受福’是也。二者，古之君子尝言之，而于葬地何有焉！盖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其降者终化为黄土，而升者则无所不之。故为之舍重、舍主，以求其神于庙寝者则有之，不闻其于块也。”乾初此说与其“形魄既痿，即同沟断”之说并无矛盾。因为“形魄”与“魂灵”并非一事。《礼记·郊特牲》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虽然乾初认为死后形魄终化为黄土，但不否认升腾之魂灵“无所不之”、可以感格。由此可见，不可据乾初论葬言论遽定其为“唯物主义思想家”。
乾初虽然对宋儒“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性通于无极”、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等说法作过严厉批评，但他并不否认良知、良心。而且他所说的良知、良心与孟子之良知一样，也是先验性的。乾初反对前儒之性论，大致属黄梨洲在乾初墓铭中所说“主张太过，不善会诸儒之意者亦有之”之列。今日衡定乾初思想，不必因其误解而误解之（参下文）。
总之，乾初思想不属“实学”、“考据”或“唯物”，没有脱离宋明儒学之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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