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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政举措

作者:佚名

强化皇权

康熙亲政后,着手强化皇权。他一方面勤于政务,举行御门听政;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设立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 ,并使之草拟圣旨,与闻机要,待遇非常优渥。大量汉族士大夫如高士奇、陈廷敬、李光地、张廷玉、朱彝尊、王士禛、徐乾学、王鸿绪、查慎行、胡渭、熊赐履、方苞等先后进入南书房任职。南书房的设立,一方面笼络了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使康熙受到更多汉文化的熏陶,最重要的是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了康熙的皇权。

颁布圣谕

康熙九年(1670年),亲政一年的康熙帝晓谕礼部,称“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于是在顺治帝“六谕”的基础上颁布《圣谕十六条》,作为康熙的施政纲领,内容是“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 ,后来雍正帝将其扩充为圣谕广训,并命八旗及直省民人定期宣讲圣谕。

治吏亲民

康熙亲政后,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外还有三次东巡、一次西巡,以及数百次巡查京畿和蒙古,南怀仁记载他巡视时“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异常的喜悦。为一睹圣容,他们不惜远涉跑来此地,因为,对他们来讲,皇帝亲临此地是从不曾有过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兴于臣民们赤诚的感情表露,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此举极大的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晚年倦勤,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112人。康熙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军事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吴三桂起兵反清,其他二藩相继响应,最终在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平定三藩。
康熙朝由于平定三藩之乱以及抵御外来侵略的需要大量制造火器,
无论是造炮规模、数量、种类,还是火炮的性能和制造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康熙朝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达905门之多,而其中半数以上由南怀仁负责设计监造,就质量而言,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美观,炮体之坚固,均为后朝所莫及”。
乌兰布通之战后,康熙更加重视在战争中发挥火器的战斗威力,使火器营成为清军新的战斗编成。
康熙采纳了大学士李光地的意见,授明郑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出兵攻克台湾,郑克塽降清,康熙于翌年设置台湾府。后来雍正帝称述康熙的功绩说:“台湾地方,自古未属中国。皇考圣略神威,取入版图。”

经济

康熙亲政后,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经济。

废止“圈地令”

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
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
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
实行更名地政策
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对于已交过“易价银两”的,可以从来年的常税中冲洗。
蠲免钱粮
康熙秉持“藏富于民”的思想,在陕、云、贵、川、粤等省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通赋,其中重大蠲免计32次。并从康熙五十一年(171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使佃农也能得到好处。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清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


地丁合一

康熙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不收丁税。这就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实现了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到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又相继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


修治漕运

清初,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威胁着国库收入和人民生活。对此,康熙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湟,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废除匠籍

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

文化

尊儒右文

康熙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28]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他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书》、《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注重西学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也有人指出康熙对科学的所谓兴趣,一方面是用来炫耀,另一方面则也是当玩具供他个人取乐消遣的意思,而不是用于实际需要。[29] 习近平则指出,康熙虽崇尚西学,“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30]
亦有学者指出,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

康熙帝是历代帝王中对科学最重视、最感兴趣的一位,但是康熙他只不过是通过掌握科学来控制汉人,例如通过学习西学,大大提高满族人在汉族人心目中的地位。[32] 康熙除了学习西方科技之外还会应用实践,其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方法相对落后之后,用科学方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全国地图。康熙亦会利用巡行和出兵之便,实地测量,吸取经验。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委任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社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楝、明安图等人走遍各省,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并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其作被称为在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亦称之为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要好、更精确。
康熙还以巡视之便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例如将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梅毂成调进宫中培养深造。梅毂成亦通过学习西方数学知识,使得中国古代数学重新受到重视。

宗教态度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除了笼络藏传佛教,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康熙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中国文化传统和清朝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对天主教有所抵制,引发中国礼仪之争。

兴文字狱

康熙在思想上为了控制臣民,兴文字狱,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 比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还有朱方旦案、亲政前鳌拜等顾命大臣制造的庄廷鑨明史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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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门传漏晚,寓直索居时。昔重安仁赋,今称伯玉诗。
鸳池满不溢,鸡树久逾滋。夙夜怀山甫,清风咏所思。